美军从早期的全球网络作战联合特遣部队和网络战联合职能组成司令部到美国网络司令部的成立，再到如今美国整个网络力量体系的日益完善;从早期对网络空间的模糊认识，到如今成体系的理论研究;从简单的病毒防御到美以合作研发旨在破坏伊朗核计划的超级工厂病毒;1998年5月签署的《第63号总统决策指令》到2013年2月20日的战略文件……美国政府及国防部无不以“正面形象”展示在人们面前，似乎美军文件中所定义的计算机网络作战(NetOps)中“计算机网络剌探”(CNE)网络情报搜集行为是“正义之职能”。
二是从负面传播，以削弱包括中国在内的非盟友国家及敌视美国政府的网络集团的可信度与合法性。
例如，此次报告事件，美方并未突出相关网络技术问题，而是纠缠于“中国军方”与“盗取商业情报”两点不放，其主旋律非常明确，即从道德与心理上实施打击，试图让广大受众群体产生“中国军队正在做一件极不道德的事情”的印象，这就达到了其战略传播的目的。而非一定要向中国政府或军队兴师问罪，论个分明。其实，这一“主旋律”早在2012年3月，作为“乐队指挥”之一的美国网络司令部司令亚历山大上将(别忘了，亚历山大上将就相当于中国军队的总参三部部长)在参议院武装力量委员会作证词时，早有定调。他说，“第三威胁体现在网络犯罪领……隐蔽性的黑客行为可能拥有国家或者有关国家情报部门支持的背景。”其实，国外媒体一开始就将网络空间此类APT(Advance Persist Threat)威胁归结于国家背景支持，主要原因在于这类网络行为更为隐秘，更加难以防范，如果被敌对国家利用后果不堪设想。这种先入为主的意识暴露了美国人最害怕的问题。这恰恰符合美国战略不对称性分析的思维模式，而曼迪昂特公司发布的报告英文名称中使用的“APT1”，这也绝非是一种巧合。
4、美国政府及国防部预期的效果
美国如此精心设计，无非也就是想达到以下几个目的：一是试应手，看中国政府与军队的反应，测试中国政府与军队的心理底线;二是借助战略传播手段，将“中国军队”与“盗取商业情报”捆绑在一起，造成中国政府特别是中国军方社会公信度的下降，促使中国军方下意识缩紧手脚，阻碍中国军方在网络空间力量正常发展于无形之中;三是起到威慑作用，同时也有敲山震虎之效，告诫其他国家或集团，美国同样可以采用同样的手段进行针对性打击。总之，最终的唯一目标是保持美国在网络空间谋求绝对优势，为国家安全战略保驾护航。
